访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:叶梅
 
 
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中,中国作协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承担了影视剧本的征集、遴选和把关工作,以便从源头上为民族影视输送优质作品。为此,记者专访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。

 
叶梅:

好的影视作品,离不开好的编剧

 
记者:

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参与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,您觉得意义何在?

 
叶梅:

首先,我觉得这是大势所趋。目前,影视创作热潮一浪高过一浪,因此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界对剧本创作的重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。中国作协今年下半年就要举办少数民族影视文学方面的论坛,鲁迅文学院也举办过少数民族影视文学创作班。

 
众所周知,影视创作离不开文学。大凡优秀的影视作品,都脱胎于文学,我们熟知的《红高粱》、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等张艺谋的电影,就改编自文学作品。
 
    事实上,近些年来,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已开始介入影视创作。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,很早就开始创作和改编剧本,改编的电视剧本《巴桑和她的弟妹们》获过飞天奖,纪录片《八廓南街16号》在法国获过大奖,他编剧、谢飞执导的电影《益西卓玛》,获过金鸡奖;再如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?胡尔曼别克,由她编剧并担任副导演的电影《永生羊》,曾参加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角逐;哈尼族作家存文学编剧的《碧罗雪山》,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大奖。

 
因此,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要取得长足发展,自然离不开众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参与,离不开他们贡献智慧,提供原创性优秀作品。

 
记者:

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剧本遴选已进行了两届,您也都参与了。这两届剧本遴选的情况如何,作品体现出什么特点?

 
叶梅:

第一届民族题材影视剧本遴选是在2010-2011年度,共征集影视剧本230余部,在入围的30部作品中,《静静的嘛呢石》等15部作品获奖;第二届剧本遴选是在2012-2013年度,共征集影视剧本240部,在入围的38部剧本中,遴选出《德吉德》等优秀电影剧本3部、《京剧大师马连良》等优秀电视剧剧本3部。

 
我觉得征集的作品中,可以看出这么几个趋势:一是作者年轻化,80后、90后作家越来越多;二是多样化,不仅涉及的民族很多,有不少是人口较少民族,而且作品在题材、内容和结构上都丰富多彩,逐渐打破了过去结构单一、叙事单调的不足;三是国际化色彩初显,有的编剧已具备了一些国际意识和视角。

 
记者:

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成立了影视专业委员会,还建立了几十人的专家库,负责优秀民族影视剧本的遴选。评选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标准和要求?

 
叶梅:

首先,当然是具有民族性。既然是民族影视剧本,没有鲜明的民族色彩肯定不行。

 
其二,要体现时代性。时代性不是指剧本一定要讲当代发生的故事,但其中所反映的内容要能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,要符合我们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,要与主旋律合拍。

 
其三,要有好故事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民族影视符号化,里面的人物脸谱化,缺乏鲜活的故事和性格鲜明的人物,这样的作品很难感染人,也不具备观赏性。但凡成功的影视剧,必定要有好故事。

 
记者:

您觉得在前两届民族影视剧本遴选中获奖的作品,存在哪些优点和不足?

 
叶梅:

优点不用多说,至少是具有一定的品质。不足的是,在讲好故事方面仍欠缺。

 
目前,还没有出现一部让人眼前一亮、令人十分震撼的作品。具体来说,就是作品对生活的多样性、复杂性开掘不够,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还不够生动、鲜活,在人性的思想、精神层面还不够深入,对各民族人物的命运缺乏真切的把握,在感动人、感染人方面缺乏充沛的力量。

 
其实,你看伊朗的电影,民族性就特别强,里面的人物不多,故事也并不复杂,但非常具有感染力,在国际上也屡获大奖。为什么?因为其中充满了人文关怀,充满了对人性、对生命的哲学思考,这样它的思想品质就提升了。

 
记者:

其实不只是民族电影,目前整个中国电影似乎都面临着缺乏好故事的困境。您认为原因何在?

 
叶梅:

中国这一个世纪来,发生了多少前所未有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啊,但我们在银幕和荧屏上表现出来的却那么苍白。这是为什么呢?

 
我认为,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,就是社会上对剧本的原创性劳动不够尊重和重视。在美国、韩国等,编剧的地位是很高的,他们甚至可以决定选用什么导演或演员。但中国往往都是导演或投资人说了算,随意篡改剧本,导致文学性和思想性上不去。
 
    而很多编剧呢,对自己也不尊重,没有将编剧作为神圣的职业,下功夫不够,不肯深入基层,体察民情,从现实生活中得到真切体验,因此写东西很隔膜、不接地气,缺乏丰沛的细节。中国要出好电影,还有待出现好的编剧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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